更多外国人分一杯羹 受访送餐员忧订单减少

不过，对于Grab声称外包是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会长黄彦博并不认同。

外包送餐员引发平台送餐员诸多疑虑，也间接导致乱象丛生。有九年送餐经验、只想被称为丹尼尔（Danial，27岁）的送餐员担心，若承包商能聘请外国人，难保不会有雇主以抽成的方式来雇人，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如果你是老板，发现有更廉价的人工搞定同样的工作，你会不会用？”

莫文勇纳闷：“原来外国人可以在本地合法做送餐工作？”

一对不愿具名的年长夫妇自2021年当送餐员，近来深感外包送餐员影响接单速度，也认为Grab推出外包模式不合情理。问及为何不加入第三方车队，他们说订单车程距离会比较长，两老体力跟不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外包使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可以说消费者从中受益。”

对方口中的外包送餐，其实是社交媒体近半年内涌现的Grab Fleet模式内容。《联合早报》记者尝试拨打三个招聘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其中一家道明只请公民或永久居民，一家明确拒绝工作准证持有人，另一家则指暂无工作准证持有人配额，如有配额将再联系。

越来越多消费者 开始关注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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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送了两三个订单，钻石级别（最高级别）的平台送餐员还在等候。据我了解，Grab在7月头突然关闭这区的外包选项，但不清楚其他地方是否受影响。”

不过，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道德问题，如果他们意识到某些交易或企业不道德，他们会做出相应选择。

外包操作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但同时，是否应全面禁止外籍人士从事平台经济所涵盖的所有工种，目前未必有明确的最佳政策方向。

一名不愿具名的41岁女送餐员，一个多月前经由朋友介绍，加入实龙岗和盛港的Grab Fleet第三方车队。她发现承包商的员工不像平台送餐员那样得冲业绩以获得更好的待遇，第三方车队的订单可谓源源不绝。

至于第三方车队的出现，是否也是基于大多数消费者只求配送快速、便宜且没有问题，不会在意送餐员是否合法工作或是不是新加坡人，马修说：“很遗憾的，许多消费者只关注效率和成本，而不关注人力方面的更大问题，例如是否有部分人员被剥削。”

几个月前，送餐员莫文勇（49岁）在芽笼街上，发现一辆马来西亚柔佛注册的电单车驶过，骑手光明正大地到餐馆取餐。莫文勇上前询问，对方却称自己持工作准证，他的雇主是Grab的外包公司。

黄彦博透露，持工作准证的外籍送餐员按周领取薪水，大约每周必须送200单，月薪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他也从事送餐工作，每日订下赚取约200元的目标，过去工作九至10小时即可达标，如今工作时长得增至14小时才能完成目标。

“我们也要求这些车队使用新加坡注册的交通工具送餐。Grab对违反法规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若第三方车队未遵守本地法律规定，公司会终止合作关系。”

他认为，外包做法不太合理，先不论公平与否，现在更难辨认谁是非法送餐员，鱼目混珠的情况会导致执法更加困难。目前全国配送人员协会有约3000名会员，但第三方车队不归属于协会。

第三方车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令不同送餐员之间产生更多矛盾。

他说，外包是许多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减少对某些业务环节或直接管理员工的责任，进而采取的常见手段。有了外包的安排，公司也相对不那么容易因管理不善或剥削特定工人群体而被追责。

“最近这几个月影响很大，我们就像啦啦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接单。不理解公司为何照顾‘领养’过来的‘Fleet’，反而不照顾我们。”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余刚扬副教授说，这样的外包公平与否，取决于从谁的角度出发。

他说：“乌节路和牛车水等市中心地点，确实比较少送餐员愿意去，因为找不到停车位，容易中罚单。不过总体而言，我没有感受到送餐员人数不够。”

对于这些第三方车队提出的条件，他认为，重点不是哪个条件更诱人，而是这个做法似乎与现有规定相悖。“这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跟外人分这一块蛋糕？为什么要允许这些第三方存在？”

针对外包模式牵扯出的问题，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兼首席研究员马修博士分析道，本地平台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各大平台显然都在寻找方式扩大规模并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不过他认为，对于送餐员而言则可能会压低薪酬，收入潜力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学者：外包能为平台扩张争市场份额 公平与否各有看法

外包做法不太合理 现在更难辨认谁是非法送餐员

Grab：第三方平台为解决 一些地区供需失衡问题

Grab发言人受询时说，第三方平台旨在解决一些地区供需失衡的问题。但发言人并没有公布供需失衡的地区在哪里，也没有说明如何落实优先接单等更好的待遇，而是强调公司只与遵守本地就业法律的第三方车队合作，包括确保所有外籍员工持有合法工作准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