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机制省时省钱助力新加坡 打造成国际纠纷解决中心

他说，近年来本地“诉前调解”趋势明显，越来越多律师和企业在纠纷初现时便积极寻求调解，以提升效率、控制成本。

协会会长希亚姆·迪万（Shyam Divan）律师受访时说，传统诉讼冗长，调解与仲裁等替代机制更高效灵活，尤其适合处理因疫情或国际贸易中断等不可预见因素引发的争议。

律师公会也推动“诉前调解”，即在纠纷初期优先尝试调解，避免冗长、高昂的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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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与仲裁相比，调解更快更灵活，资源消耗更少。调解会议通常能在数周内安排，过程也可在一天内完成，节省法律费用及企业高层的时间精力。

另一方面，穆仁理星期五（23日）正式擢升为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

他说，自2019年《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以来，国际社会对调解的认可显著提升，尤其在商业环境中，越来越多跨国争议通过新加坡调解机制解决。“这个趋势将推动新加坡发展成国际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

徐振洋说，新加坡早在1990年代初已建立调解文化，1997年设立首个专业调解机构——新加坡调解中心。调解强调“和平与和谐”，理念与亚洲重视人际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契合。

他受访时说，自己是黄循财总理团队中的一员，而团队的目标虽然清晰，却不容易达成——就是在总理这名“队长”的带领下，为新加坡在各个层面争取一个更稳健的未来。

这场研讨会在泛太平洋酒店举行，由新加坡律师公会和亚太法律协会（LAWASIA）联办，超过200人出席，嘉宾为律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穆仁理。

德尊律师事务所（Drew & Napier LLC）争议解决董事、新加坡律师公会调解委员会联席主席兼国际调解员徐振洋律师，星期四（5月22日）在解决纠纷替代途径（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研讨会上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调解在新加坡正逐步成为重要纠纷解决手段，不仅适用于家事、邻里等传统案件，也广泛应用于商业及国际纠纷。

亚太法律协会成立于1966年，成员涵盖律师公会、法律组织与律所。

冠病疫情后，商界和法律界更加关注解决纠纷的替代方式，而调解因能节省时间和费用，逐渐成为处理跨国商业纠纷的首选。

他说，疫情后，印度与亚太地区日益重视调解。印度在家庭纠纷调解方面已有显著成果，许多家庭通过调解避开冗长诉讼程序，而印度的商业法庭法令更规定，商业纠纷须先尝试调解。

调解与仲裁等替代机制更高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