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捐款来历与多寡 决定审查多详尽
内政部代表指出，这起案例显示，自我激进化分子可能借慈善掩护行事。若在海外运作，慈善机构必须确保有可信合作方，捐助应直接送达受益人。即使仅在本地活动，也不能掉以轻心。“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和深伪技术，慈善机构的名称和标志更容易被仿冒来募款。”
机构若受罪犯牵连 现实冲击更甚于法律制裁
慈善总监陈金淡在研讨会致辞时指出，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再遥远，稍不留神就会损害慈善界声誉，也会动摇公众对公益的信任。
慈善机构发挥扶贫助弱、动员社会资源的重要角色，也因深获信任而沦为罪犯的目标。一旦发现可疑交易，慈善机构有责任通报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STRO），否则将面临刑事责任。
审查善款过程中，难免会过问捐款者的详情，慈善机构须在保持良好关系和规避风险间取得平衡。匿名是个人权利，却非规避审查的保护伞，若有人坚决拒绝提供基本资料，往往是危险信号之一。
若捐款金额仅为500元，是否可免去审查？毕马威（KPMG）新加坡合伙人兼法证部门主管陈双泰说，无法为所有慈善机构设立统一标准，但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若对小额善款投入与大额捐款相同的审查资源，似乎不合理。
慈善机构大多资源有限，每笔捐款都仔细审查不符效益。研讨会讲者指出，慈善机构可按自身规模与运作模式，设定启动尽职调查的条件，如捐款金额是否远高于平日、是否来自高风险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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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被迫签婚前协议 离婚男求分前妻四房产和200万元资金 说法识法：此风不可长！别借口律师失职 要求减刑或翻案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2398家注册慈善机构。陈金淡指出，慈善总监办公室在同年2月推出“减少恐怖主义融资风险工具包”以来，已为超过200家涉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慈善机构举办六场培训。
内政部代表在会上指出，三类慈善机构面临更高恐怖主义融资风险：一是在海外高风险或冲突区收受善款和提供服务；二是资源和人手不足、培训管理薄弱；三是未对内外利益相关者进行尽职调查。
针对这一情景，新加坡明爱灾难及人道救援行动组织董事会成员兼援助金审核委员会主席曾淑芳指出，遇到捐款金额高，又来自高风险地区的不明人士，该机构有必要展开尽职调查，厘清捐赠者和家族办公室所有人的身份，以及资金来源等。
陈双泰说，慈善机构应持续留意捐款者的后续行为，防止不法分子透过多笔小额捐款钻空子。（受访者提供）
翁敦伟指出，尽职调查是防止慈善机构被滥用的重要防线。他提醒，机构可特别留意三个“U”风险信号：不寻常的捐赠样式（Unusual donation patterns）、无法核实的捐赠者身份（Unverifiable donor identities）及捐款来源不明（Unclear sources of funds）。
他说，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做法，尤其是罪犯刻意掩盖非法行为，多少都会有漏网之鱼。
曾淑芳说，慈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时，可谨慎且敏感地对待，最好避免一开始就要求对方填写冗长的表格，让人觉得疏离甚至反感。（受访者提供）
匿名非规避审查保护伞
他说，有些机构在评估风险后会选择接收小额善款，但建议应持续留意对方后续行为，防止不法分子经由多笔小额捐款来钻空子。
某慈善机构收到某高风险地区的家族办公室，高达30万元的匿名捐款。若接收，对慈善活动大有助益，但部分董事担忧，善款来源不透明具有风险。
那是否做到尽职调查就能高枕无忧？翁敦伟强调，若数年后事发，但机构能出示当时已进行充分审查的证据，包括电子审计纪录等，面对监管当局时将能从容应对。
他说，慈善机构的监管义务和合规要求，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帮助犯罪分子保留或转移赃款，或者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如果有合理怀疑善款有异，慈善机构须做出相应行动，否则等同于犯罪分子的帮凶。
他强调，慈善机构有义务通报可疑交易，用以预防、侦测和打击非法勾当，举报不会导致运作受损，“这就像发现保险箱被盗时报警，通报本身并不代表机构犯错，而是识别异常。”
翁敦伟指出，接受调查的慈善机构通常会被勒令暂停运作、实施整改，并由独立单位审计内部管理机制，银行账户也可能被冻结。若机构规模庞大且相信与海外恐怖组织有关，还可能面对外国当局的制裁。
陈双泰指出，真正想为公益出力的人，一般不会刻意逃避慈善机构的合理询问，最多只是不愿公开身份，与有意隐瞒身份的犯罪团伙有本质区别。“大家都要履行职责，我认为只要诚恳提问，对方坦白回答没异常行为，那可合理推断没问题，否则得进一步审查。”
Setia律师事务所总经理翁敦伟律师指出，罪犯可利用慈善机构清洗非法所得，例如某人捐出10万元，再谎称操作失误，按多两位数，要求机构退款到指定账户。“如此一来就能洗钱，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伎俩。如果一个团伙同时操弄上千家机构和支付平台，情况就更不容小觑。”
慈善机构一旦与犯罪分子扯上关系，即便最终洗清嫌疑，日后仍可能被银行列为高风险客户。翁敦伟说，现实层面对涉事机构带来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法律或监管层面的制裁。
30亿元洗钱案前年震惊全国，也让慈善机构一度陷入信任危机。不法分子的虎视眈眈，让慈善平台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与慈善总监办公室早前合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专家剖析风险与防范策略。本期《说法识法》重点整理内容，探讨慈善机构的挑战与对策，以确保善款真正用于公益使命。
对于是否应引入“不退钱”条款来杜绝洗钱风险，翁敦伟认为，实际操作难度高。因为若日后真的发生误转情况，机构反而得负起责任，举证捐款者的背景清白、确属操作错误等。
“当然，不需要把10元捐款当成10万元处理。关键在于风险导向，金额越大，审查就应越严谨。”
捐款者与受益者有关联 应查清楚避免洗钱发生
2014年，一名曾任本地物流公司董事经理的男子，就假借人道援助名义参与慈善活动，协助本地非营利组织转送人道救援物资给两家外国组织。他在土耳其时擅自离队，准备投奔伊斯兰国组织，及时被发现。
他说，匿名捐款是个人权利，并非保护伞。慈善机构完全可在尊重匿名意愿时，巧妙且有礼地开展内部尽职调查。“捐赠者拒绝提供必要信息，这不是隐私需要，而是一个问题，更是一项危险信号。”
曾淑芳说，慈善机构可谨慎且敏感地经营与捐款者的长期关系，进行尽职调查时，可配合对方喜好面对面坐下交流。“最好避免一开始就要求对方填写冗长的表格，让对方觉得疏离甚至反感。”
除了人们较熟悉的洗钱勾当，新加坡也不可忽视潜伏在东南亚的伊斯兰国（ISIS）、卡伊达（Al-Qaeda）和回教祈祷团（JI）等恐怖组织。遥远的中东冲突也可能影响本地社会，罪犯可能滥用慈善渠道来推行恐怖主义。
除了金额高低，捐赠者与受益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是值得警惕的风险信号。陈双泰指出，犯罪分子往往设法让资金“绕一圈”再回到自己手中；若无法控制受益人，就难以实现洗钱目的，也较难成为目标。
翁敦伟补充说，慈善机构无须过度担心尽职调查会吓退捐款者。一些高净值人士委托助理或专业团队处理捐赠事务，早已习惯与律师、银行等机构打交道，配合审查。
翁敦伟律师说，罪犯可利用慈善机构清洗非法所得，例如某人捐出10万元，再谎称操作失误，按多两位数，要求机构退款到指定户头。（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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